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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斯塔西心理操纵迫害技术Zersetzung--各个击破
Zersetzung （德语，不同的翻译有：分解，腐蚀，暗中破坏，生物降解或溶解）是一种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心理技巧，用来压制政治对手。这种“Zersetzung措施”在一本1976年的关于警察程序的指令框架中有所定义，在所谓“作战程序”的背景中使用。它们取代了乌布利希时代（Walter Ulbricht）的全面恐怖。Zersetzung压迫的实际操作由大量控制和心理操纵的秘密方法构成，操作对象包括目标的个人关系，为了实现这些操作，斯塔西依赖于它的非正式合作者网络（线人网络）、凌驾于各机构之上的国家权力以及作战心理学。斯塔西利用定向的心理攻击设法剥夺持异议者任何“敌对行动”的机会。 由于东德转变之后众多斯塔西文件的出版，Zersetzung的使用得到充分证实。大约数千或者10,000人是Zersetzung的受害者，其中5,000人遭受了不可逆性损伤。德国为这些受害者设立了补偿性养老金。 定义 斯塔西，或者全称国家安全部（德语：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MfS）在它1985年的政治特工词典中是这样定义Zersetzung的: “... 为了有效地与颠覆活动作斗争，国家安全部所采用的一种操作方法，尤其是用于操作治疗。利用Zersetzung可以影响经营不同政治活动的消极敌对的个人，特别是他
们倾向和信仰的消极敌对的方面，因此这些人被抛弃并且一点一点改变，同时，如果适用的话，敌对消极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将会被会打开、利用和加强。 Zersetzung的目的是分裂、瘫痪、瓦解和孤立敌对消极势力，是为了
预防性地阻碍敌对消极活动，为了极大限制或者完全制止他们，并且如果适用的话，为一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建准备场地。 Zersetzung相当于“作战程序”和其它阻碍敌对集会的预防活动的一个直接构成元素。执行Zersetzung的主力军是非官方合作者（线人）。实施Zersetzung的前提是计划、准备、完成敌对活动的信息和重要证据，也包括Zersetzung的切入点。 Zersetzung必须是建立在事实的根源分析和具体目标的精确定义的基础上的。Zersetzung必须以一种统一的受监督的方式执行，它的结果必须记录下来。 Zersetzung的政治爆炸力提高了保密工作的要求。” 政治背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 民主德国）在它存在的第一个10年里主要通过刑法压制政治反对派，指控他们煽动战争或者号召抵制。为了抵消1963年修建柏林墙导致的国际孤立，民主德国终止了司法恐怖。特别是从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时代（Erich Honecker）开始，斯塔西加紧了它抛开刑法惩罚异议分子行为的努力。关键动机是民主德国渴望国际认可，并且在1960年代末它渴望同西德改善关系。实际上民主德国致力于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协议，也包括1972年同联邦德国签订的基本条约，为了尊重人权，或者至少是表达这样的意图。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东德政权）因此决定减少政治犯数量，实行不需要监禁或法庭判决的镇压作为补偿。 实际操作 斯塔西本质上把Zersetzung作为一种心理压迫和迫害的手段。它把作战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配置进斯塔西法学院的方法中，并应用到政治对手身上，意图暗中削弱他们的自信和自尊。它设计Zersetzung行动，使目标遭遇反复失望来恐吓和动摇他们，通过干涉和破坏他们同他人的关系来使他们在社会上受到孤立，就如同是社会阻抑（social undermining）。斯塔西实施Zersetzung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受害者的个人危机，使他们过于灰心丧气和心理苦恼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反政府活动。斯塔西故意隐藏他们作为行动策划者的角色。作家Jürgen Fuchs是Zersetzung的受害者，他写了自己的经历，其中他用“心理犯罪”和“一种针对人类灵魂的攻击”来形容斯塔西的所作所为。 尽管Zersetzung技巧在1950年代末已在事实上确立，但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以科学方法的形式定义下来，而且只有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时才开始系统地实施。很难确定有多少人被盯上，因为资料已经过相当大程度的、刻意的编辑掩盖；然而，众所周知的是，Zersetzung的手段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有很多不同部门实施它们。总的来说，存在这样一个比例，即每个被盯上的团体有4名或5名授权的Zersetzung操作员，每个被盯上的人有3名操作员。一些资料表明Zersetzung的“长期受害者”大约有5,000人。在斯塔西研究法学的学院里，发表的以Zersetzung为主题的论文数量是两位数。它也有一本50页的Zersetzung综合教学手册，其中包含众多斯塔西的实践案例。 实施机构 几乎所有斯塔西部门都参与了Zersetzung 行动，尽管斯塔西的柏林XX指挥部和地区及市政府分部办事处的领导是首要的。斯塔西首脑和XX营的职能是保持对宗教社团、文化与媒体机构、其它政党、民主德国很多隶属于执政党的大规模社会组织、体育、教育和卫生机构的监视 – 有效覆盖公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斯塔西利用了东德封闭的社会系统内部可供他们使用的手段，并把它的行为作为东德封闭社会系统环境的一部分。一个已建立的、有政治目的的合作网络为斯塔西提供了大量机会介入诸如制裁专业人士和学生这样的事情：把他们从协会和运动俱乐部中开除，偶尔让人民警察（Volkspolizei民主德国的准军事国家警察）拘捕他们，也安排拒绝发放他们去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许可，或者安排在不需要签证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边境入境处拒绝给他们放行。各种各样的合作者包括地方政府分支机构、大学、职业管理机构、住房管理机构、公共储蓄银行以及在一些案例中的主管医师。斯塔西的三线（观察）、26营（电话和房屋监视）和M（邮政通信）部门为Zersetzung 手法设计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而32营则设法获取所需要的技术。 斯塔西与其它东方阵营国家的特务机关合作实施Zersetzung。举个例子，斯塔西在1960年代早期与波兰特务机关合作对付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组织的分会，这在后来被称为“内部Zersetzung”（内部颠覆）。 对付个人 斯塔西在（持异议者的）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都会应用Zersetzung，或者以此替代监禁来惩罚被盯上的人。一般而言，“作战程序”的目的不是为了收集证据控告目标，也不是为了能够开启刑事诉讼程序。斯塔西更喜欢把“Zersetzung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视作一种不方便利用司法程序时所使用的手段，或者为了诸如民主德国国际形象这样的政治理由。在某些情况下，斯塔西试图故意引诱某个个体犯罪，例如Wolf Biermann（前东德诗人、创作型歌手）的情况：斯塔西用未成年人陷害他，希望他经不起诱惑，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对他提起刑事指控。他们研究的用于这种指控的罪行是非政治的，例如持有毒品，毒品走私或者贩卖，盗窃，金融诈骗，以及强奸。 经证实的Zersetzung形式在1/76号指令中有所描述： 有系统地贬低目标的名声、形象和声誉，所用的信息资料一部分是真实的、可验证的和丢人的，而另一部分是假的、貌似可信的、难以反驳的以及同样丢人的；有系统地安排目标在社会和职业上的失败，目的是摧毁个人自信；[...] 激发对未来看法的怀疑；激发团体内的不信任和相互怀疑[...]；设置空间和临时障碍使得团体成员不能或者至少很难相互联系[...]，比如[...]指派遥远的工作地。 —1976年1月“作战程序”发展 第1/76号指令 以间谍活动收集的情报为基础，斯塔西建立了“社会关系图”和“心理特征图”，并将其应用于Zersetzung的心理形式。他们利用个人特点，例如同性恋，也包括被盯人所应有的性格弱点 — 比如职业失败，父母失职，色情兴趣，离婚，酗酒，依赖药物，犯罪倾向，对某种收集或游戏热情，或者与极右圈子有联系 — 或者甚至是对倾倒在熟人圈里的谣言感觉羞耻的掩饰。在斯塔西看来，Zersetzung措施和个性相结合是最有效果的；必须避免全部“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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