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控受害者 杨万江 (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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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控武器是指能够锁定目标人类的大脑，向其发射特殊频率和能量的电磁波，强制灌输或获取脑电波信号，并以语音和成像形式解读或形成脑内思维信息，控制或干扰大脑思维，影响人类行为的高技术武器。脑控武器在技术上可以通过卫星传输实现远程精神控制。相对于普通民众的观察和抵抗能力，脑控武器作为一种“新概念武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难以查证性。这种依靠高技术途径获得的完全不对称绝对监控能力，被世界上一些特别具有监控意图和试图打造特务社会的政府所看重，遂使脑控武器作为强力部门更加方便的警务工具来使用。由于脑控武器主要攻击人的大脑思维而非身体，所以，在有关文献中，它经常被称为“非杀伤性武器”。
但实际上，脑控武器可以发动足够导致人死亡的电磁波信号和定向能攻击，而且，即便只是用于获取监控信息，被控者也会因为大脑长期遭受电磁辐射和物理刺激而导致身体和心理健康严重受损，并延伸出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疾病。鉴于针对普通民众发动的脑控武器攻击日益泛滥，并导致了越来越多无辜民众遭受精神摧残、身体伤害、事业瘫痪，乃至家破人亡的灾难性后果，所以，本文在此就为什么脑控武器不能作为合法警务工具使用提出严肃申述，并谴责和抗议脑控武器日趋泛滥的严重事态。
 
　　第一、脑控武器的警务使用严重破坏了文明社会的人权准则和人道主义底线。承认人脑内部思维的自由性、隐私性和不可物理介入性，是尊重人类思想自主权利及其心灵价值的最基本要求。越过身体而进入大脑内部的物理性警察暴力，颠覆了人类文明最核心的精神基础和价值原则。因而，对人类发动脑控武器攻击具有反人性、反人类的恶劣性质。在法律上，脑控武器被作为合法的警用武器运用于针对普通人民的国家暴力活动，违反了不能对人类施加酷刑的国际人权公约，侵害了国家宪法所保障的基本公民权利及其人格尊严。
无论人们被认为有罪，还是无罪，某种行为道德，还是不道德，具有或不具有何种特殊的或一般的社会身份，针对任何公民使用脑控武器，均不符合文明司法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正常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本文认为，脑控武器的警务使用可以认定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一判断至少在其隐蔽性攻击是未经事先警告而突然发动的不可预见的暴力进攻，针对特定或不特定人群发动大规模攻击，以及试图通过致人产生心理恐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等特性上获得支持。在和平环境中，脑控武器作为一种军事武器运用于攻击普通民众，本质上是国家对人民发动战争的行为，具有极其严重的政治和法律后果。
 
　　第二、脑控武器使用上的隐蔽性，使其不具备合法强制手段的可查证性。在司法程序和警务活动中，针对何种对象，使用了何种强制手段，产生了何种后果，这都必须是在使用方、被使用方、以及第三方均可查证的情况下，才能把暴力行为架构在法律规范及其司法程序的可公正诉讼结构中，保证警务活动受法律约束而不被滥用。必须明确，国家暴力强制行为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可查证性，而不是武器功能上的直接便利性。
枪支可以作为合法的警用武器或国家强制手段，而脑控武器则不能，原因即在此。枪支在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果上都可以留下容易被查证的证据，并且暴力使用方，受攻击方和第三方都可以查证。枪击或威胁枪击某人通常具有枪支这一实物的出示性和可视觉观察性。枪击后会在被枪击者身上留下伤痕、弹痕及其生理性破坏的医学证据。但脑控武器使用上的隐蔽性使其证据可获得性极低，十分不利于司法活动的透明性，并为滥用武器提供了机会。
相关文献表明，脑控武器可以发动电磁波远程攻击，从而使日常环境中的被攻击者对攻击方的武器难以直接观察和发现。脑控武器通过发射电磁波来攻击、窃取、灌输和控制大脑内部思维的技术方式，使被攻击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他人脑控而被窃取了思维信息，要么知道了也无法把从外部力量强制输入输出的脑内声音和图像按照司法程序所要求的证据形式和水平录制下来。假使攻击者停止攻击，电磁波也不可能象枪支发射出的子弹那样留存在人体上。这使攻击行动难以留下证据。
在法律程序中，一种很难被受害者和第三方查证的暴力，无异于获得了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特权。这必然助长其肆无忌惮地滥用，并在社会中形成人们随时可能被脑控武器攻击的暴力预期和社会恐慌。脑控武器侵害的难以查证性，还进一步导致脑控受害者经常被构陷为“精神病患者”。它使医学机构在声称精神状况不正常的人中，把大脑思维遭受物理暴力攻击的脑控受害者，错误地判断为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进而产生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可见，脑控武器是一种可以最大化地伤害人，而又可以最大化地逃避侵害责任的危险武器。针对人民使用的脑控武器，与其说是一种可以作为合法暴力手段的警用武器，无宁说是一种更加方便地实施某种不负责的暴力阴谋和制造黑暗冤屈的卑鄙暗器。使用这样的卑鄙暗器为任何一个正大光明的社会及其道德传统所不耻。
 
　　第三、在把脑控武器用于获取被控者隐私信息的情况下，使用脑控武器不能保证获取信息的真实有效性，更不能作为合法的司法证据。这是因为脑控武器可以深入大脑无意识层获取信息的技术方式，不能保证该信息具有行为人思想自治的前提，不能保证该信息是在被控者正常思维及其正常人格机制和道德心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产生的真实信息。
一个正常的人或人的正常性，是指可以依靠心理意识层面健全的人格机制和道德心理机制把混乱的大脑无意识信息进行自我筛选、结构和镇制而表现理性的人。脑控武器绕过正常人意识层面的人格机制和道德机制径直窃取无意识层面的心理信息作为受控者意识的判断，要么是扭曲了心理意识和行为动机的“正常性”概念和“真实性”概念，要么就无法获取具有道德和法律判断价值的真实有效信息。
如果“心理真实”的概念被一种技术武器所重新定义，并前移到无意识层面，那么，所有人都可能被认为是非道德的，或者是思想混乱和荒谬的，这是对人类心灵价值和精神文明的根本性扭曲和颠覆。不仅如此，可以说，脑控武器的使用过程是一个技术手段干预对象本身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改变技术使用者与技术使用对象之间观察与被观察关系的过程。也就是说，脑控武器的使用者，并不只是一个观察者，而是受害者心理和行为信息的制造者。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乃是他们自己制造、操纵和扭曲的被控者信息。按照心理学家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心理结构理论，当电磁波不断地刺激大脑而强化本我的心理能量，它就会对自我层面的意识和超我层面的道德机制产生破坏。电磁波的持续攻击和受控者意识到被脑控而欲摆脱的努力，反而会持续循环刺激大脑不断地把无意识层面的杂乱和荒谬脑信息意识化，并形成各种不正常的思维状态。正如“测不准定理”告诉我们看不到一个不受干预的微观物理世界，脑控武器实际上制造了人脑思维信息本身。不受脑控武器攻击的人通常不会有那样的思维。
迄今为止，人类司法和道德文明中的全部有效信息，均以行为人自身的人格机制和道德心理机制可以自我控制其思想、情感和行为为前提。这是司法人格和道德人格概念的基本涵义。脑控武器破坏和绕过行为人思想自治及其自身人格机制和道德心理机制的做法，使其获取的任何信息均不具有道德和法律意义。任何道德和法律判断均必须排除脑控武器获取的信息。它们是无效的和违反程序正义原则的。它们既不能作为社会道德判断的正常信息来使用，更不能作为合法的司法证据来使用。
 

　　第四、脑控武器在技术功能上的特殊性使警务机关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容易导致脑控武器的滥用，乃至被用于私人目的下的违法犯罪活动，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脑控武器在技术功能和使用特性上的隐蔽性和难以查证性，将引诱掌握者在较小的被查处风险下肆无忌惮地针对任何人群发动攻击。
我们看到，利用受害者不能在司法程序和公共辩论中直接举证的弱点，有关部门正在大面积使用脑控武器监视和侵害无辜民众。受害者们既非刑事诉讼程序中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也非掌握任何国家机密的特殊公务或科技人员。脑控武器的滥用几乎已经把自己变成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便可以随心所欲攻击任何人的流氓武器。他们向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军人、文艺明星、公务员、教师、商人和农民发动攻击，他们要击垮一切对受害者有益的能力和机会。
他们向普通受害者的大脑发射语音信号以进行恐吓和扮演上帝，向女性或男性受害者发射电磁波性欲增强信号和能量攻击以进行电磁强奸。他们向社会人际传播受害者每天生活中的有趣隐私或者披露知识分子的思想学术。
他们甚至通过串联社会中有窥私欲望的无知群众扮演道德审判者的角色，并对受害者的思维和行为指指点点，制造不被受害者本人发现证据的舆论攻势，系统破坏受害者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
他们长期地数十年不辍于对脑控受害者每天24小时隐私信息的收集和传播，甚至也不放过刚刚上学的中学生。他们特殊的价值观和红卫兵似的热情和勇气，使他们对做这些极端整人害人的邪恶事情兴致昂然，乐此不疲，而且心安理得，处之若素，仿佛他们有藐视任何人类价值和法律原则的特权。可以说，脑控武器的滥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普通民众脑思维安全面临的一大现实威胁。
 
　　不仅如此，一旦警务人员以及被委托使用脑控武器监控他人的非警察人员，可以不被查证地使用脑控武器获取公民个人隐私、社会机构的商业秘密，乃至国家机关的国家机密，这将进一步产生延伸的违法犯罪。既然就连人们大脑内部的思维都能够被窃听和窃视，那么，无论是利用这种卑鄙手段向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施加语言或物理暴力，乃至政治谋杀，还是利用这种盗窃手段获取人们的证件号码、密码或者机密文件，以用于盗取银行资金、敲诈勒索、打击竞争对手，乃至破坏私人和机构所从事的任何事业，那几乎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犯罪谋利机会。
脑控武器的滥用将诱导警察成为直接的或警匪勾结的罪犯。在受害者存在技术弱势而无法抵抗，以及监控成本向社会分担的情况下，对受害者的长期持续监控几乎成为在社会中依靠人际传播开办隐私广播电台的奇怪景观。我们应当放纵政府从事狗仔队的事业吗？是不是当政府耍流氓，就不被认为是流氓，而是英雄？我们的法律什么时候赋予了政府进行政治谋杀、强奸妇女、盗窃犯罪的特权吗？当一个政府毫无廉耻到这种地步，它又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对极权暴力的迷信及其对人民的深度伤害，从来都是所有邪恶政治走向覆灭的直接原因。唯有承担责任，改正错误，才能拯救他们自身。
 
　　由上可见，把脑控武器运用于针对普通人民的警务活动和国家暴力，只能制造人权灾难、社会恐慌和价值混乱。如果脑控武器在使用何种技术能够更加方便地监控人民这一政治目的上被权力者选择，那么，人们有理由警惕这个社会将发生严重地异化。
凭借某种技术手段制造特务社会，或者更严重地制造人性变易的社会，乃是人类历史中所有失道政治最邪恶的理想。
无论更加方便地控制人民对一个社会的政客多么具有诱惑力，社会本身必须建立在一个尊重人权和法治，也尊重人类道德传统和文明常识的基础上。国家机器必须像它自己声称的那样，用来保护人民，而不是残害人民。试图用技术手段把人类改造得更加便于权力者控制和奴役，或者使权力者更加不负责地予求予取，是罪恶和可耻的。

脑控武器必须像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一样，被置于人类价值和法律原则所限制使用的框架内。一个国家的政府使用军事武器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残害本国人民，不是任何一个合理的文明社会可以容忍和放纵的事情。在某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假借维护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任何卑鄙无耻的国家犯罪责任一笔勾销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民面临的威胁始终首先来自国家。如果一个社会甚至无法有效地约束权力滥用军事武器残害人民，那么，“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呼声就不会停止。面对脑控武器带来的威胁，抗议残害人类心灵的反脑控斗争会持续下去，直到人类尊严及其心灵安全受到尊重。

杨万江（山西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009年12月26日初稿2014年8月2日修改）


  
　　（作者，杨万江儒家民间学者）